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1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由此可以说，宪法化主要是一个社会过程，其次才是一个法律过程。因此，刑法对外部系统的规制依然是一种基于罪刑规范的自我指涉，其被社会诸领域的接纳程度取决于这些系统经由考虑了社会宪治因素的刑法运作刺激后其自身沟通结构的演进。

罪刑法定原则与法益的个人主义取向也是这种宪法二元结构的体现。自创生实现了一种从无序的环境到有序系统的循环运作。因此，罪刑法定所体现的不仅是刑法的自我限制，也具备遏制特定系统演化走向崩溃的特质。也正是由于这种自我限制不足，金融危机的发生促使宪法性规制的形成。[26]现代刑事法的运作也可能成为一台试图控制社会风险的机器。

[30]参见注[22]，第77-78页。这与强调我国政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功能具有密切联系。这三方面虽有区别，其共同特点在于究竟将宪法视为审查性规范还是事实性规范。

[7] See Walter F. Murphy Learn about Author Central James E. Fleming , Sotirios A. Barber , Stephen Macedo,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third edition ，2003 by Foundation Press，第282页。注释: [1] 关于宪法实施和宪法解释的关系，宪法实施就是界定宪法含义的讨论，可参见郑贤君：《宪法实施：解释的事业：政治理论的宪法解释图式》，载：《法学杂志》2013.12。但是，尽管实施是一个通俗的法律术语，其所包含的要素并不十分清楚。毛泽东认为宪法是对民主事实的确认。

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10]这种思考基于对议会的绝对信仰，其前提是议会是人民或者社会的代表，而宪法是作为一个公约。

[18]作为整体的宪法和作为个别规范的宪法是不同的。[28] John H.Garvey,T. Alexander Aleinikoff and Daniel A.Farber, Modern Constitutional Theory:A Reader,Fifth Edition,2004 West Publishing Co. p3. [29] [美]凯斯.桑斯坦：《超越共和主义复兴》，应奇译，载应奇、刘训练编：《公民共和主义》，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293页。不同理论对实施有不同理解，救济和执行只是自由主义法学对实施内涵的理解和限定。有学者认为立法中的宪法解释是中国隐形的宪法实施机制，通过研究立法过程中宪法含义的变迁，用实证方法阐明立法属于一种宪法解释，认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三个方面定义宪法含义：一是重新分配政府权力。

[27]易言之，自由主义不应是我国宪法理论的主导哲学，它夸大了立法机关对基本权利的敌意，将自由仅仅视为免于政府的侵犯，在忽略了参与政治的同时将政府的作用限于防止暴力和欺诈。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认为美国宪法服从民主，他提出了二元宪法的概念，认为宪法一部分是人民直接决定的，一部分是由常规时期的人民代表决定的，司法审查并非提出了一个反多数难题，而是通过实施人民制定的高级规则抵制人民代表制定的下位规则保护民主。虽然在建设法治主义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同时面对民主与自由的价值冲突，但是，我国的宪法理念、传统、制度、实践需都拒斥这一思想。解释主义时代不再延续立法者、法律和解释者三位一体，而是出现了分离。

[23]宪典是政治家所不能忽略的，其共相构成宪德。许崇德、郑贤君：《宪法司法化是宪法学的理论误区》，载《法学家》2001.1。

[9]十九世纪是一个立法国家，也是民主主义大炽的时代，在这样的时期，主导宪法实施的是一种代表机关至上的法律形式思维。[30] 与自由主义的仇恨、怀疑和不信任的心理学基础不同，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都不将国家视为必要之恶，而是信任和热爱国家，热爱祖国成为共和主义之首善。

[15]这说明，虽然立法机关有权创制权利，但遵循权力分工和各机构权力自身的特点。[36] 严复：《宪法大义》，载卢云昆编选：《严复文选：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页。事实性规范既是将宪法视为原则，也是将宪法作为政治事实，还是将宪法作为整体看待的方式，即宪法是一个政治文件，具有纲领性和政策性，表达了制宪者的政治抱负和道德追求。[19]美国宪法区分constitution 和constitutional law。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种假定的权威或者是神，或者是理性，或者是自然正义，其在方法上是哲学的而非法律的。

[26]简言之，拿来主义的自由主义宪法实施是一种不接地气的研究，与我国国情、宪法理念、传统和制度甚为不和。二是针对宪法的政治性和法律性而展开的，即宪法究竟姓政还是姓法。

基于信任和热爱，共和主义认为权利是社会政治的产物，民主主义强调立法机关在形成基本权利过程中的作用，宪法规范的原则性赋予立法机关实施宪法的责任。与多数人视美国最高法院为法律帝国首都的想象不同，《黑衣人》一书描写了一个可笑的最高法院。

[4] [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4，第127页。[9] [德]卡尔.施密特：《宪法的守护者》，李君韬，苏慧婕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02页。

这既取决于如何理解实施，也依赖不同理论的观照。法官说宪法是什么就是什么成为自由主义宪法实施的主流叙事。塑造一部美轮美奂的宪法非人所愿，探索如何实施宪法才是目标。除了政府机构之间的权力划分之外，彼时的宪法被认为是政治准则，即使在今天，宪法依然被视为首先是对立法机关发布的命令。

[17]戴雪（Albert. V. Dicey）在其《宪法学导论》一书中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他对法国宪法的评价是，法国宪法对议会行为所设定的限制实际上并不是法律，因为它们并不是最终可被法院实施的规则。[24]我国民国时期的政治学家萨孟武创立了宪章和宪律概念，区分作为整体的宪法和作为法律的宪法。

[16] 美国一些学者认为司法审查的反多数难题在理论上已经得到解决，法院运行司法审查是代表人民抵制人民代表，其理论渊源是民主，法院的权力来自人民。[31]在此，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这一理论具有强烈的中国意识和时代特征。

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在解释的时代里，立法机关通过界定基本权利的含义塑造宪法价值。

五四宪法实现了人民民主主义的宪法化，序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美国主流理论将宪法实施等同于守护宪法，认为法院是宪法的守护者，负责界定自由的范围，明确个人自由和政府之间的边界。民主集中制成为国家机构原则。需要再次明确的是，在严格意义上，宪法实施不等于监督宪法实施。

第四，共和主义宪法传统提倡参与、协商和对话的政治过程，是一种程序性的理性商议。他与布鲁斯.阿克曼和桑斯坦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假定特定时期（given time）的人民只要认为合适就保留修宪的特权，前者认为宪法授权当代(contemporary)慎议民主而非限制它。

[11] 在立法至上的语境下，虽然严格意义上守护宪法与实施宪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宽泛的意义上，守护宪法等同于宪法实施，它们都包含着界定宪法含义的任务，只不过两重界定的目的并不相同。罗宾菲尔德的观点建立在对民主的跨代（cross generation）理解上，传统观点认为民主是目前（current）多数的统治，跨代民主认为自治政府是数代人民集其能力做出的承诺。

[14] Yan Lin tom Ginsburg，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in Lawmaking: Chinas Invisible Constitutional Enforcement Mechanism,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36]这意味着审查模式向实施模式的转型须正视我国的宪法历史，减少对违宪审查的理论依赖，挖掘本土宪法资源，塑造宪法价值。